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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发布: 2017-11-23　分类:全部文章　阅读: 730次

三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考古-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16年度三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考古工作成果丰富，尤其以西朱村曹魏大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洛阳北魏宫城八号建筑遗址、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等遗址、墓葬的揭露为代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以宗教和商贸题材为主的中外交通研究增多。
一　城邑及建筑遗址
四川地区针对蜀地三国时期遗存展开全方位的调查，目前已有一定的成果。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著《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报告（成都地区）》（科学出版社）涵盖成都16个市区县，对这些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收集刊布部分出土文物资料，对三国时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陈芳、樊博琛、曹静等报道了调查的遗址、遗迹情况，并探讨了相关问题（《中国文化遗产》6期）。
2007年，山西大同操场东二号遗址发现汉代、北魏、辽金和明清时期的建筑遗迹和灰坑，最重要的是北魏粮仓遗址。北魏粮仓遗址的地层大致为四层，即汉代、北魏、辽金明清与现代层。其中北魏层位最厚，厚100厘米~142厘米，为夯筑建筑基址，夯层厚8厘米~12厘米。夯土台基表面距今地表1米~1.2米，整个台基表面都存在红烧土层，厚10厘米~44厘米。夯土台基上分布有50多个柱础石和5个圆缸形粮窖遗迹。推测年代下限为北魏末年（《文物》4期）。
西安地区首次发现唐代粮仓类遗址，至少有3排24座，还有不少粮仓及相关遗迹被现代道路和建筑占压，可能是太仓遗址（《考古》5期）。徐龙国对此进行了论证（《考古》6期）。
2007~2009年发掘的吉林和龙西古城外城北门址、内城南门址及内城排水设施遗迹，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西古城城址的文化内涵，还为深化渤海都城研究拓展了学术视野（《文物》12期）。
魏坚、任冠认为楼兰LE古城城址的修筑年代及墙体下层应属西汉晚期，但墙体上层的年代则可能进入了西晋时期（《文物》4期）。
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发现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出土了大批文物，所属时代主要包括汉代、六朝、唐宋及明代等（《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确认了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北魏时期重修沿用，北周时期仍有改建（《考古》7期）。
1999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其中的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文物》4期）。
福建博物院介绍了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出土的两晋至宋元时期的遗迹和遗物（《福建文博》3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在临江市河南屯遗址地表采集的板瓦及瓦当推断，该遗址在渤海时期应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与抚松新安遗址类似，均作为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北方文物》1期）。根据最新发表的考古资料，李晓东对渤海文字瓦模印文字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进一步界定了渤海遗存三期说的时间节点（《北方文物》1期）。
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项目取得一定进展。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了2015年清理的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遗迹、遗物（《洛阳考古》2期）。后又刊布了包括隋唐城内外流经的河流和人工开凿的渠道遗迹（《洛阳考古》3期）。
安徽省博物馆等介绍了唐（五代）时期河道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厘清了运河在柳孜段使用、管理及淤废的过程（《文物》12期）。
贺云翱介绍了近20年来六朝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包括都城中心区、“西州城”、佛教寺庙遗存及礼制建筑遗存等（《东南文化》4期）。
根据当时整理公布的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的相关材料，姜伯勤对“城”的形制进行了分类，特别是对唐代西北地区的“城”及与之相关的“城主”“城人”“城局”的职能、身份、权责作了进一步考察，指出其与军镇城防、北齐军制及吐鲁番麹氏高昌时期的传统有关（姜伯勤《论城主与城人城局——唐吐鲁番文书研究》，载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玖）》，文物出版社）。
刘庆柱《地下长安》（中华书局）一书是《长安春秋》的再版，在原书的基础上新增了近年西安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和综合研究，对唐代长安城市、墓葬和社会生活进行了系统介绍。张建林、田有前总结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隋唐长安城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2013）》，文物出版社）。
结合文献与遗址材料，杨鸿勋《大明宫》（科学出版社）一书对大明宫从唐高宗到晚唐时期的部分主要宫殿与宫苑的面貌进行还原。
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集中讨论了扬州城及周边地区从古至今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城市内部布局、交通网络、窑址、墓葬分布等问题。
黄朴华主编《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岳麓书社）一书汇集历年来长沙古城址的考古资料，同时结合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阐述长沙城的发展和演变。
何继英撰文《唐代青龙镇的功用》（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认为青龙镇既是一处海港重镇，也是当时重要手工业作坊所在；叶倩《青龙镇遗址出土唐代瓷器的相关探讨》一文亦证实了上述观点（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晓军以湖北出土的《算数书》所载计粮方法为蓝本，通过数理方式计算古代官仓储粮规模，加深了对粮仓规模的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
易立补正了其早年关于该地此类瓦当出现年代和背景的判断（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研究（三）》，科学出版社）。
高义夫总结了长江流域及广东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时期滴水的特点，其中唐—五代时期的滴水主要流行长条形，饰几何形图案（《东南文化》5期）。
二　陵墓
除了若干新资料的及时刊布之外，绝大部分为对此前墓葬资料的整理发布。一些纪年墓葬的发现，为当地的墓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年代标尺。出土墓志则进一步补充了文献及志主家族世系。
2010年，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金星发现的两座“甲”字形砖室墓，可能为汉末至魏晋时期的遗存（《北方文物》1期）。
2014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偃师大冢头发掘一座西晋中晚期墓葬，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双室方形砖墓，属西晋帝陵陪葬区。随葬品多出于前室，南侧多为陶模型明器，北侧以陶俑为主，其中骑吏俑为本地首次发现（《文物》9期）。
2016年，在洛阳市龙门石窟北发掘一座西晋时期的单室土洞墓，随葬品组合以陶俑为主，出土有弩机、砚板等（《洛阳考古》1期）。
201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酒泉市侯家沟墓地施工范围内共清理9座十六国前凉时期墓葬。墓葬形制分为砖室墓、砖石混合墓、土洞墓三类。墓道均朝东，个别组发现巨大茔圈，体现其家族墓特征（《考古与文物》2期）。
2012年，在洛阳涧西衡山路发现一座带斜坡墓道砖室墓，出土随葬品若干，年代大致在北魏孝昌年间至北魏末（《文物》7期）。
201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长斜坡土洞墓（M2），出土陶壶、陶罐、陶灯、木棺、鎏金铜铺首、鎏金铜泡钉等遗物，墓主为一名年轻男性印度之星，其所在墓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草原文物》1期）。
1995年发掘的山东寿光东魏贾思同墓为圆角方形的砖室壁画墓，出土随葬品80余件（《中原文物》5期）。
2015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发掘一座魏晋时期墓，未见有纪年遗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4辑）。
2012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发掘了水泥厂墓群、军营河墓群、龙头山墓群等墓葬，其中东晋时期墓葬约有8座，出土遗物以褐色点彩装饰的青瓷器为主（《考古》2期）。
2011年3~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星桥马家山发现32座墓葬，分属竖穴土坑墓、砖椁墓和券顶砖室墓三类，年代自西汉至宋代。其中M1为四隅券进式纪年墓，墓砖侧面模印“咸康六”三字，为研究东晋墓葬形制特点提供了准确材料（《东方博物》58辑）。
2016年5月，嵊州市发掘东晋义熙二年（406）铭文砖的砖室墓（《东方博物》61辑）。
2013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富阳步桥乌龟山抢救发掘了11座东晋南朝墓葬，刊布了其中8座详细情况，其中M3出土有纪年砖（《东方博物》60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16湖湘文化考古之旅》（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载了几处考古发掘情况：陈斌《蓝山五里坪古墓群、古窑址2016年考古发掘》记载有少量两晋至宋元时期的墓葬发现；郑广《长沙枫树山古墓群2016年考古发掘》发现有魏晋至五代时期墓葬30座；谭远辉《汉寿聂家桥乡茶铺村大岭上东晋及隋代砖室墓考古发掘》刊载了两座东晋早期墓和一座隋代墓，其中M1出土纪年墓砖；罗胜强、唐涛《郴州走马岭壁画墓考古发掘》发现了三座两晋至南朝时期的墓葬。
荆州博物馆等在荆州市石首南岳山墓地发掘的3座六朝墓葬，为本地区六朝时期家族墓地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载荆楚博物馆编《荆楚文物》（第2辑），科学出版社］。
2010年，在余杭七里亭抢救发掘了7座六朝墓葬，其中4座发现纪年砖（《东方博物》58辑）。
2010年6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富阳市抢救发掘了21座六朝墓葬，其中出土“泰和元年”的纪年墓砖（《杭州文博》16辑）。
2005年，在南安市官桥镇内厝村发现一座南朝砖室墓，出土碗、罐、壶、托盏、博山炉、灯台、五盅盘、砚台等青瓷文物数十件，对于研究闽南地区六朝历史有较大价值（《福建文博》1期）。
2010年，武汉大学考古系在辽瓦店子遗址发掘两座南朝墓葬，其中M4出土“永光元年（465）太岁乙巳”纪年砖，二者或为同一家族墓（《考古》4期）。
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文物出版社）汇集了南京地区五篇东晋至唐代的发掘简报，并收录有马涛《南京地区莲花纹砖文化因素初探——兼论韩国武宁王陵莲花纹砖渊源》、岳涌《南京地区发现的南朝佛寺遗迹、遗物》、骆鹏《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3篇论文。
镇江博物馆介绍了金家湾墓地7座保存较好的六朝至唐代墓葬（《江汉考古》2期）。
2011年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曲江缪家寨村发掘清理了唐故监察御史杨筹墓，梳理了杨筹的家族世系、入仕经过及途径（《文物》7期）。
西安南郊杨贵夫妇墓为带长斜坡墓道、带天井和壁龛的单室土洞墓，出土三彩俑、陶器、铁剪、琉璃、墓志等随葬品（《文物》11期）。
唐总章二年（669）司宰寺丞刘智与夫人尹氏合葬墓，出土有组玉佩、金铜装班剑等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3期）。据此，李明梳理了隋唐玉佩的考古发现状况，并结合文献资料，确定其来源于三国、两晋组玉佩孙卉凝，适用隋唐时代的贵族和高级官员，是当时“剑珮绶”朝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与文物》3期）。
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M234出土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合茶器（《中原文物》2期）。这是墓中表示备茶的随葬品，据此可知该墓应随葬有备酒的器具完颜宗望。
2009年发现的唐段斯立墓为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土洞墓，随葬品损毁严重，墓志内容与史料可互证段斯立世系及人物履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金泘沱小学汉、唐墓发掘简报》（《文博》2期）介绍了2012年发掘的汉唐时期长斜坡土洞墓，此次唐墓所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应为佩饰。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上塔坡村发掘两座唐代刀形单室土洞墓，其中M55墓主为唐英武军大将军杜江，M39为其夫人翟氏，二人皆终于长安义宁里私第，同茔异穴而葬，出土器物较少（《文博》4期）。
2008年，洛阳伊川昌营发掘一座唐代石椁墓（2008YCM1），该墓为刀字形土洞墓，发掘者认为墓主应属唐代高官、高官家属或皇戚，官品至少为五品。该石椁葬具为东都洛阳的首次发现（《文物》6期）钢壳都市。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上塔坡村发掘一座唐代早期土洞墓（编号132号），保存完整，出土陶俑、铁刀、口琀、铜钱等，是研究关中地区唐代中小型墓葬的新材料（《文博》1期）。
20世纪80年代初期，福建武夷山城村发现两座唐墓资料，出土了10多件青瓷碗、盅、罐、博山炉、盘口壶等器物，为研究福建特别是闽北地区唐代社会经济生活和埋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福建文博》2期）。
2001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太原果树场发掘一座船形唐墓（M611），出土有塔式罐、陶罐、瓷碗及铜钱等（《文物世界》5期）。
2016年的《洛阳考古》先后刊布了10座洛阳、郑州及沁阳等地区的唐墓。其中较为重要的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08年在洛阳新区香山路清理的一座竖穴土坑墓，该墓出土有带字铭铜鱼符，发掘者认为年代大概在唐高宗时期（《洛阳考古》4期）。根据鱼符的铭文，可知该墓主为唐司驭少卿崔万石。该鱼符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唐代鱼符，为研究唐代鱼符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5年，在洛阳发掘唐神龙二年（706）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该墓为单室砖墓，壁画保存基本完好，是目前洛阳地区发现唐代最早、有准确纪年、墓主身份明确的壁画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196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门峡市印染厂发掘了130号唐墓，年代在650~670年，随葬品自南向北放置于墓室中心线上（《华夏考古》2期）。随葬品的摆放值得进一步关注。
201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巩义王沟新村发掘一座初唐时期的刀把形土洞墓（M5），出土以粉彩器为代表的随葬品（《文物春秋》3期）。
2010年，郑州华南城唐范阳卢氏夫人墓的发掘，所出墓志进一步补正了历史文献及出土墓志中裴度家族之谱系（《中原文物》6期）。
1995年抢救发掘的巩义站街镇王沟村唐墓，出土遗物丰富，有“戊辰二月”纪年墓志砖（《东方博物》61辑）。
2006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发掘5座墓葬，出土有木器、陶器、铜器、铁器、服饰和文书等遗物，墓葬年代属于东晋至唐西州时期（《考古与文物》5期）。
2010年，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墓地、遗址的发掘，出土物反映出文化因素的多样化，弥补了天山北麓地区唐以后考古材料的空白（《考古与文物》5期）。
2004年发掘的黑龙江五常市香水河墓地是拉林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渤海时期墓葬，盛行火葬、合葬，可归入靺鞨文化遗存H组遗存（《考古》4期）。
1993年，西藏朗县列山墓地发掘4座封土石室墓，出土遗物较少陶伯龄，墓地周边还有碑亭、房址等遗迹，总体年代为7~8世纪的吐蕃时期（《考古》11期）。
2013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发掘包括4座晚唐至五代时期在内的唐宋墓葬，出土了陶俑、瓷器、钱币等随葬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唐宋墓葬发掘简报》，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4）》，科学出版社）。
2014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西北郊发掘一座五代时期墓葬，该墓为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穹隆顶砖室墓，随葬品包括陶罐、铜镜、铜钱、铜带具、银下颌托、骨钗等（《文物》4期）。
2011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富力唐宁花园发掘一大宝三年墓，为一座带壁龛的长方形砖室墓，其中出土的买地券是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方五代南汉时期买地券（《东南文化》3期）。易西兵认为券文兼含道教和佛教色彩，与另外两方同时期的买地券仅细节上略有差异，已形成固定格式（《东南文化》3期）。
2013年，在江苏扬州发掘的五代杨吴李娀墓，为一小型砖室墓，刘刚等对墓志铭内容进行考释，复原陶氏夫妇的生平及其家族世系（《东南文化》3期）。
2014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一处五代墓葬群中的M4（谢俯军墓），该墓保存完好，出土一批精美的漆木器，并出土有明确纪年的买地券（《东方博物》59辑）。
2001年，在浙江临安余村发掘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倪亚清、张惠敏推断墓主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东南文化》4期）。
200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第十四中学发掘一座砖雕墓，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其年代定为五代至北宋早期（《中原文物》3期）。
整理出版的考古报告有：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编著《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汇集了2009年至2013年合浦发掘的157座墓葬的详细资料，其中三国时期墓葬80座、晋墓12座，为复原合浦的汉晋社会及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证。
王卫东《临泽沙河汉晋墓葬》(甘肃人民出版社)介绍了十座约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的墓葬，分别对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进行了单独叙述。该报道方式值得提倡。
李铭主编《济南考古图记》（济南出版社）刊布了济南汇苑家园隋代皇族墓、章丘女郎山墓地、山大路华强广场古墓葬、北齐宜阳国王太妃傅华墓等魏晋至隋唐时期墓葬的简要情况和器物图片。
2003年临沂市发现两座大型砖室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出版社）以墓葬为单位详细刊布了这两座墓葬的墓制情况及出土器物，并初步讨论了墓葬年代、葬俗、墓主等问题及其所反映的当地手工业情况。
襄阳市博物馆等编《三国遗韵——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出土文物》（科学出版社）将2008年发掘的该地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的出土文物重新刊布，并附发掘简报等相关专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乾陵博物馆《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对懿德太子墓的陵园布局、地宫形制、壁画、出土遗物进行分章系统叙述，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出土情况，并在结语部分对懿德太子墓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概述。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中州古籍出版社）系统介绍了该墓发掘经过、地层情况、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并就器物情况进行简要的讨论，该墓出土的三彩器为同时期墓葬中的佼佼者。
靳维柏等著《唐陈元通夫妇墓》（文物出版社）是厦门发现中唐时期的陈元通夫妇墓的发掘报告，其随葬的长沙窑褐绿彩双系罐、邢窑白瓷碗与厦门窑青釉瓷器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出土的墓志是迄今厦门所见最早的铭刻。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岳阳唐宋墓》（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绍了桃花山M4、M12两座唐代墓葬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情况。
河南省文物局编《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河南大学出版社）辑录了南水北调工程中在南阳至安阳一线发现的该时期墓葬及部分出土文物。
2016年，发表了若干对考古专题研究的评述和区域性研究。如郭晓涛《2015年魏晋南北朝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评》（载《西部考古》12辑）分晋制研究、帝王陵墓、一般墓葬、出土文献等部分，对2015年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发现和研究情况进行辑录和评述。
圆形墓是北朝以降墓葬形制的一个特殊现象，对其出现原因的探讨聚讼不已。沈睿文《北朝隋唐圆形墓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理论与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相关研究做了系统梳理和评述。
刘卫鹏《浙江六朝墓概述》（《西部考古》12辑）对浙江发现的六朝墓葬进行了梳理、分类和总结，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袁伟《湖南六朝墓葬分期研究》（载郭伟民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收集了湖南发掘的238座六朝墓葬和器物资料，将区分出的十型墓葬和17类器物分为九期，并对其特点进行总结。
马启亮《岭南六朝墓葬的区域研究》（《东南文化》2期）一文对迄今发现的该地区六朝墓葬分期分区，并细分出大区域下的具有地方特点的小区域，指出影响墓葬区域差异的三大因素。
毕广德、魏坚对契丹早期墓葬进行归纳研究，将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中西部的契丹墓葬遗存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并总结契丹树葬和土葬习俗的兴起、发展和衰亡（《考古学报》2期）。
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有：
苏晓威将东汉至南北朝的陶瓷烛台造型进行分型定式，并从空间分布和早晚演变上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
袁胜文认为各时期的扁壶间少有联系，汉晋瓷扁壶是中国传统铜、漆扁壶的延续，北朝隋代扁壶源于西方同形金属器，并在唐代华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通过《魏书》与大兴安岭嘎仙洞所载祝文的比较分析，刘克桥认为，汉文化的天地信仰在太武帝时期已经占据北魏朝廷的主流地位，甚至南郊祭天与西郊祭天已经开始出现逐渐汇流的历史趋势（《中原文物》4期）。
曹臣明认为平城地区鲜卑、北魏墓葬具有五点分布规律，其分布受到城市建设以及两种文化礼制混融的影响，在迁都平城前、中、后三个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文物》5期）。
刘连香认为北魏冯熙冯诞父子墓地的选择，对以孝文帝为首的洛阳北魏帝陵区的规划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中原文物》3期）。
沈丽华认为邺城附近的东魏北齐墓葬可明确区分为三个区域，与邺城的距离显示了墓葬等级的高低，由南向北分布的家族墓葬内则以南为尊。这种分布特点显示了来自秦汉的传统，以及对隋唐制度的影响（《考古》3期）。
通过比对其他年代相近的墓葬中所见帷帐形象，魏曙光断定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所出铜帷帐架构件应是外置帷幔、内设幄帐的复合结构（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2013）》，文物出版社）。何月馨梳理了隋唐墓葬出土的帐构，据其在墓内的设置情况分为两套不同的系统（《中原文物》2期）。
杨效俊认为中古墓葬中的复古现象分为三个阶段：北魏太和改制后形成了墓葬中的汉魏传统；隋代汉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汉魏传统的中继；武周时期至盛唐墓葬中的汉魏传统成为一种文化资源而被灵活运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3辑）。不过，以“复古”来概括该政治文化现象是否准确，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沈睿文认为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的屏风画与同时期的墓葬壁画存在对应的转换关系，该墓葬的年代应为隋大业年间（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沈氏还系统讨论了中古中国粟特裔的丧葬形式的多元性与内在统一性及其与王朝丧葬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以墓制探讨墓主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载吕章申主编《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倪润安认为李寿墓壁画所见的规制反映了唐贞观年间对于礼仪制度的一个探索过程，是唐太宗在斟酌使用汉魏制度，走出北周礼制的一个探索，而李寿墓规制的孤例也反映了贞观礼最终回到了隋代的老路上（《考古》11期）。
胡元超提出昭陵壁画陪葬墓中凡夫妇合葬的，墓道东壁乘舆壁画反映官员乘舆制度，西壁乘舆壁画反映命妇乘舆制度（《文博》3期）。
赵超探讨了汉唐时期所见的石刻线画的整体情况，认为此时的石刻艺术应是绘画技法的突出代表，展现出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鲁礼鹏认为结合出土墓葬和文献资料，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M336的年代应在武周时期至开元前后（《西部考古》12辑）。
郭明认为，朝阳地区的陶俑根据质地可分为早晚两期，该地区随葬俑群的大量出现表明当地居民对此种葬俗的认可，并从而产生了相应的买卖市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2013）》，文物出版社）。
赵超、魏秋萍总结了隋唐中小型墓葬总体建筑面积逐渐减小、结构简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间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揭示墓葬小型化与随葬品简约化与隋唐丧葬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中原文物》6期）。
李雨生认为，从唐墓发现概况、社会风气与丧葬变革、丧葬活动的运作与监管三个方面来看，唐墓营建过程、明器供应等考古学问题的深入探讨成为可能（《西部考古》12辑）。
秦颖探讨了设有十二个壁龛的五代十国墓中生肖俑与壁龛的关系，结合隋唐及两宋时期的考古发现，认为新出现的生肖形象应是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丧葬礼俗的过渡性质[载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博论丛》（7辑），文物出版社]。
［日］松浦史子《“山产玉璧”再考——海宁三国画像石墓中的山车图像研究》[载阮荣春《中国美术研究》（20辑），东南大学出版社]认为，1973年发现于海宁的三国画像石墓中，其所见与山车类似的山形祥瑞图应即见于《礼记·礼运》的“山出车”祥瑞，该祥瑞形象在东汉以降，逐渐成为显示强大皇权的重要祥瑞。
林圣智提出“图像观”的议题，梳理魏晋薄葬向“平城型厚葬”转变的过程，尝试兼顾鲜卑故俗、汉晋文化、佛教信仰等多重因素来探究魏晋时期人们观看、运用墓葬图像的方式（《“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41期）。
赵曦认为，竹林七贤画像砖极具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关系密切，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为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了基础（《中原文物》3期）。
刘卫鹏《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飞仙和仙人》认为，2011~2012年的发掘112座东晋南朝墓中所见飞仙可分为独幅和拼幅两类，佛教中的飞天就是采用我国流行的飞仙形象，装饰在造像或窟龛上端的天宫，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师若予认为，南北朝大型墓葬中所见的戴尖角帽的胡人画像砖或俑与古时方相氏用于大丧时开路驱邪镇墓有关，成为墓葬卤簿体系的构成要素。此类墓葬卤簿体系形成于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系墓葬中，对东魏、北齐大型砖砌单室壁画墓中的卤簿体系产生影响，可能与其在南朝特别是萧梁时期成为一大政治文化中心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梅田对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的四幅乐舞图像进行重新考释，认为其中两幅表现了西曲歌和文康舞，另外两幅也深具地域文化内涵（《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
王雁卿、高峰认为，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彩绘漆棺的图案较同时期彩绘木棺、墓葬壁画的题材略显不同，丰富的外来风格足证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北魏漆棺上各式以联珠纹为组织结构的纹样，都可以在同期的丝织物上找到与它们相同的或类似的纹样及关系，有可能起荒帷之作用，或者仿荒帷图案（《西部考古》11辑）。
近年来，关于墓志的集中刊布越来越受重视。如：
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文物出版社）刊布了近年来追缴的124方墓志、志盖及镇墓石，年代范围横跨北朝至五代时期。
以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为基爱的奉献简谱础，叶炜、刘秀峰等主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辑录了百余方墓志、墓铭砖和墓碑的拓片，并附有相应的录文及描述。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文物出版社）分四册对馆藏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部分馆藏撰文讨论。
赵超、吴强华等主编《永远的北朝——深圳博物馆北朝石刻艺术展》（文物出版社）为深圳博物馆“‘永远的北朝’石刻艺术展”展览图册，共收录石刻艺术品80件和金铜佛像20件，以北朝时期为主，也包括一些隋唐时期的佛教遗物，并收录了赵超、李裕群、郑岩和黑田彰等人讨论展陈石棺床及佛教造像的专文。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等编《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土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系统刊布了雨花台石子岗、铁心桥小村、狮子冲陵园及大墓的发掘情况，并附有上述几座墓葬砖文的拓片。黄光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文物出版社）收录了113种隋唐墓志，均为该院2001~2006年在西安高阳原发掘所得。
利用碑铭墓志、文书勘正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补充史实的有：
王莉娜《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中原文物》1期）结合考古所见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殷宪《北魏建安王妻乐乡君墓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认定该墓砖主人为北魏陆馛之妻，确定了乐乡君墓地处石家寨村以东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墓葬群。
戴春阳认为敦煌佛爷庙湾M123、124、125等墓为外任归葬的敦煌望族——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阴仁协以及阴仁希可能与M123具有对应关系（《敦煌研究》3期）。
郑雅如《唐代士族女儿与家族光荣——从天宝四年〈陈照墓志〉谈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十七本第一分）重新爬梳传统文献与墓志资料，揭示陈照背后连接的仍是“女儿嫁得贵婿、援引夫家资源援助本家”的模式，通过此墓志正可观察唐代士族女儿借助联姻与文化教养光显本家的现象。
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文物出版社）利用出土墓志资料，较系统地梳理了河东柳氏的世系，着重探讨了隋唐时期柳氏的仕宦、婚姻、归葬等问题。
廖基添《论魏齐之际“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演变——从东魏张琼父子墓志说起》（《文史》3辑）重新反思了侯景叛魏事情，认为张琼父子的生平一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政局演变的一角，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侯景叛魏有深刻的政治原因。这一事件既是“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产物，又是促成这一格局的转变。
张晓舟认为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志文与早年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基本相同形体舞梁祝，墓志发生雷同的主要原因是渤海国晚年的政治动荡（《北方文物》4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西晋城与河南济源两市交界处的太行山间曾发现一处曹魏正始年间的摩崖题记。郭洪义等对此做进一步的补充考释（《文物》6期）。周鼎认为其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
张荣强、张慧芬介绍一件唐代交河县的貌阅文书，探讨了貌阅制度的源起，以及在唐代的施行情况（《文物》6期）。
2016年，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有：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增订版）（文物出版社）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部分修订，并增加了部分照片和材料。
陈长虹《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科学出版社）讨论了早期列女图像的产生、题材范围、图像范式、功能、各地列女图像的地域性与共性等问题，归纳出中国古代女性题材绘画的几个重要母题，并探讨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
商略等著《有虞故物——会稽余姚虞氏汉唐出土文献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当地出土的该时期砖瓦、墓志、文献等，并依次对其作有考释。
陈长安主编《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陵墓卷》（中州古籍出版社）刊布了东汉至宋元明时期洛阳地区陵墓地上、地下石刻的图片、拓片或线图，并配以简要的说明。
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博物馆陶俑珍品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对郑仁泰墓、张士贵墓、韦珪墓、安元寿墓、李承乾墓、李贞墓、昭陵2、30、31、32号墓、杨温墓、长乐公主墓、段蕑璧墓、尉迟敬德墓、新城公主墓、李震墓、临川公主墓等多座墓葬出土的彩绘陶俑进行展示。这是昭陵陪葬墓彩绘陶俑资料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刊布。
刘毅《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陵墓》（开明出版社）以古代帝王陵墓为对象，梳理了商周至明清时期的陵墓卜选规则、礼制建设和分期。
范淑英主编《陕西汉唐墓葬美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收录9篇已刊论文，从陕西地区汉唐墓葬考古出土的壁画、画像石、陶俑等遗迹和遗物出发，探讨该地区汉唐时期墓葬美术的地域风格、文化意蕴和礼仪制度。
齐东方、沈睿文主编《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为同名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论文21篇，分别从中古时期丧葬研究的五个方面入手，探讨该时期不同地域、民族、宗教影响下的丧葬的观念风俗和礼仪制度。
陈尚君《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收录作者有关唐代石刻的31篇论文，反映了作者在墓志研究上由浅入深、融会贯通的渐进式发展。朱玉麒《评陈尚君〈贞石诠唐〉》［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对此有充分评述。
三　宗教遗存
2010年，在云冈石窟窟顶西区发掘一处北魏佛教寺院建筑遗址，可明确为北魏时期云冈的一处早期寺院（《考古学报》4期）。
2012年、2013年发掘的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根据地层堆积、相关遗迹及出土遗物，发掘者推断该遗址为建造于553~577年的北齐佛塔遗迹（《考古学报》4期）。
2011年7~8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等对碧沼寺进行考古调查，厘清了碧沼寺遗址的范围、建筑布局和结构等情况（《杭州文博》16辑）。
山西省和顺县沙峪存在的大量北朝至隋代摩崖造像极品天尊，张驰认为其年代大约从北魏永安二年至隋开皇十年（《敦煌研究》4期）。
2009年4~6月，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发掘了麦积山舍利塔和地宫，其中最重要的是宋代藏入的10余件北朝晚期石刻造像（《中国文化遗产》1期）。
高金玉介绍了1995年成都市西安路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中，H1 ∶11造像应是佛教造像，其主尊应为汉装坐榻维摩诘像，其制作目的是祀祠祈福（《中国美术研究》19辑）。
临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报道了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发掘情况及出土佛教造像等文物，认为其年代大约为北齐至隋代，总体风格属于“青州佛教造像风格”（《海岱考古》9辑）。
龙门石窟隋大业六年黄法暾及大业十年女弟子文造天尊像一龛两则造像题记拓本，表明龙门石窟有两品隋代天尊造像，黄法暾一品也并非出自四川绵阳。它为龙门石窟这一佛教圣地的佛道之争，乃至“三教合一”趋势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中原文物》6期）。
2013年，甘肃泾川大云寺博物馆东侧发现一处佛教造像窖藏坑，清理出窖藏坑、殿基等遗迹，出土佛教造像260余件（《文物》4期）。吴荭认为这批造像据题材内容、造像特征等可分为五期，且有多种因素在此混合（《文物》4期）。
陕西宜君秦家河有4处摩崖造像石窟，董彩琪认为其年代在西魏至唐代，分为佛教和道教造像，是研究该时期造像艺术和宗教信仰及民族融合的重要资料（《中原文物》4期）。
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下同仁路遗址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发掘了16处灰坑，包括其中H3、H6出土的一批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极大充实了对成都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的认识（《考古》6期）。
陕西文保考古咨询研究院《镇安兴隆寺唐文化遗址公园考古调查勘探报告》（三秦出版社）指出，经过详细的勘查，兴隆寺的始建年代可以确定为唐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仁寿县大化镇杀人槽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4）》，科学出版社）刊布了晚唐时期的14窟造像情况，从造像内容可知该地观音信仰之兴盛。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了2009年和2012年对吐鲁番胜金口石窟的发掘情况，包括各类遗迹、壁画、出土器物等，认为其年代主要在唐高昌回鹘时期（《考古学报》3期）。
2010年，临朐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临朐石门坊摩崖造像群进行调查，从纪年刻铭中可判断其均为唐天宝时期所造，反映了中下层民众的造像活动（《文物》7期）。
2013~201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新乡时代华庭遗址H37发现佛教造像遗存，其废弃年代应是晚唐时期，或与历史上的灭佛事件有关（《华夏考古》3期）。
甘肃省民乐县童子寺石窟分南北二区，现存石窟9座，大致呈南北走向，坐东朝西，注册建筑师主要洞窟为3座中心柱窟。童子寺石窟始建于十六国时期，北朝、清代曾有营修，现存有壁画、题记及部分道教题材造像（《敦煌研究》3期）。
在调查的基础上，常青系统介绍了陕西麟游县喇嘛帽山千佛院的五处佛教遗迹，认为其年代约为唐宋时期（《考古与文物》3期）。
四川大学考古系介绍了安岳岳阳镇菩萨湾摩崖造像现存的19龛造像，认为其主体年代为唐宋时期（《敦煌研究》3期）。
2013年7月，为配合敦煌西千佛洞崖体抢险加固工程，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对西千佛洞未编号的洞窟进行彻底清理发掘，共清理未编号的洞窟42个。石窟因近代有过使用，部分改变了石窟的形制，出土遗物也很少。此次清理进一步明确了石窟数量、形制、性质和功能，为石窟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敦煌研究》6期）。
2006年，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武昌区梅家山发掘了五代杨吴国超惠大师墓，出土一批精美的白釉瓷器、八棱体漆木葬具、木法器等（《江汉考古》4期）。根据新出土的五代杨吴国超惠大师塔铭，曹昭结合传世文献，梳理了超惠大师的生平事迹，考证黄龙院在今天江西省修水县境内的黄龙山中（《江汉考古》4期）。
除了相关调查发掘报道之外，有关宗教的研究大体可分为石窟寺或造像分期（年代）、壁画图像内容及年代的考证、探讨石窟寺间的艺术交流、相关器物研究等方面。
有关石窟寺或造像分期研究与年代，如：
于春认为长安北魏纪年造像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主体上虽与核心区域造像大致相同，但均体现出地方特点客官不可以，为西魏、北周长安造像奠定基础（《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根据麦积山现存洞窟的形制、造像特点等因素，魏文斌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分期，并着重介绍了石窟的造像题材及反映的佛教思想和信仰（《中国文化遗产》1期）。
根据遗迹现象和文献资料，曹社松认为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龛的规划始凿早于景明三年五月卅日，完成于正始二年或三年杨大眼参加对南朝军事斗争胜利后经龙门归阙之际（《中原文物》2期）。焦建辉认为龙门火烧洞（第1519窟）即杨大眼造像记中提及的“先皇之明踪”“盛圣之丽迹”，从而得出火烧洞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凿的大型皇家洞窟的结论（《中原文物》5期）。
李柏华认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十六国佛金铜坐像”的风格特征和铸造特点，与资料所见的所有十六国金铜佛造像均存有差异，极有可能是清末民初的古董商仿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所藏同名造像而做的伪品（《中原文物》5期）。
温玉成认为成都龙泉驿34号佛道合龛组合造像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所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所造像，是四川境内最早的北周造像（《中原文物》2期）。
有关探讨石窟艺术交流的论文有：
赵丽娅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人物中的耳饰虽然受到了印度中亚的影响，但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又改造以本地的审美和社会风尚，从而使耳饰具有某些本地化的特点（《吐鲁番学研究》1期）我爱雪莲花。
张宝玺认为以大梵天和帝释天为胁侍的造像多见于河西石窟等小型石窟，其源于犍陀罗艺术，最早见于十六国末期。其中大梵天多着菩萨装，帝释天多为武士装（《敦煌研究》4期）。
李静杰认为已发现的北魏中期金铜佛板主要来源于犍陀罗浮雕大神变图像，吸收了西域文化因素并经过整合设计，系汉地产生的创造性的佛教造像形式（《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龙红、邓新航认为巴蜀石窟在唐以前兴起并初步发展，此间造像的粉本多来自洛阳、长安等地，南朝造像艺术主要是通过长安地区对巴蜀石窟产生间接影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马兰认为北凉石塔造像的风格来源很可能是南方早期的汉晋佛像（《中国美术研究》18辑）。
通过比对四川地区出土的南朝佛像，李裕群认为早年在重庆奉节白帝城所见的圆雕佛像既有南京南齐佛像的特征，又有川地齐梁佛像的特征（《文物》1期）卢信宥。
金建荣认为一铺三尊像题材是缘于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上层人士以及僧侣在南北之间的来往，对北朝借鉴南朝佛教文化艺术起到了推动作用（《宗教艺术研究》4期）。
刘韬《胡地尚唐风——库木吐喇石窟第16窟壁画复原与塑绘内容考析》（《美术研究》6期）利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考析库木吐喇石窟第16窟主室正壁塑像尊格，兼论及塑像与壁画呈现的佛教宗派信仰。
有关石窟寺壁画图像内容及年代考证的有：
任平山整理和分析了佛教本生故事大施抒海，并对吐峪沟第44窟相关壁画进行释读。任氏认为吐峪沟壁画莲华夫人缘应该更名为抒海本生（《敦煌研究》4期）。
吕德延认为北朝流行鹿头梵志可能与当时佛教宣传五戒十善的思想有关（《敦煌研究》1期）。
于向东指出北周、隋代时敦煌传统绕塔修行、禅观方法及佛教思想发生明显的变化，敦煌中心柱窟的功能或许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导致其主流地位逐渐被覆斗式窟取代，从而逐渐衰微（《宗教艺术研究》3期）。
杨波认为克孜尔石窟具有头光的弥勒比丘，表现的是“弥勒受金衣”以及得到“摩顶授记”的题材，背后有着深刻的佛教教理基础，表现菩萨上升兜率前最后一次轮回的形象（《吐鲁番学研究》2期）。
顾淑彦认为敦煌石窟牢度叉斗圣变在盛唐至中唐的消失是因为大乘佛教的流行而宣扬小乘佛教的《贤愚经》的不再受欢迎和流行，而此题材的再现是因为晚唐五代宋时期说话、变文等俗文学的流行（《敦煌研究》3期）。
王芳认为敦煌唐五代洞窟壁画中所见携抱童子的男性图像应为旷野鬼夜叉，在当地已转变成庇护童子的善神（《敦煌研究》6期）。
综合石窟形制、图像内容与题记等因素，刘韬对库木吐喇石窟群区第12、15~17窟的绝对年代进行探索，并以此为标型窟探索唐与回鹘时期库木吐喇部分洞窟壁画的相对年代（《敦煌研究》6期）。
王雨、沙武田认为敦煌弥勒经变中的“老人入墓”图是大唐盛世背景下佛教思想与孝道思想融合的产物，实与白衣弥勒信仰有关，是在当时末法思想的影响下，以中国传统信仰中“肉身不坏”的方式来等待弥勒降世，度化众生，进而往生弥勒净土（《吐鲁番学研究》1期）。
许栋、许敏将相关的文献及图像资料置于安史之乱后的特定历史背景中，认为新样文殊图像中的于阗王可能就是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作为文殊眷属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密教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的结合更加突出了密教中文殊菩萨所具有的护国护王的功能（《吐鲁番学研究》1期）。
对相关器物研究的有：
张晶选取唐以前的考古资料中跟佛教相关的玻璃器皿，结合图像和史载，对该时期中国佛教玻璃器皿的来源、用途以及象征意义作出阐释（《中国美术研究》19辑）枪魔霸世。
从中亚及新疆地区的佛教遗存出发，在对石函图像的整体考察基础上，于薇认为蓝田出土唐代舍利石函图像表现既以“舍利”为中心，也与当时所流行的“三身”观念紧密相关（《美术研究》3期）。
在收集存世的18口唐钟的基础上，李阳将唐代梵钟划分为南北两型，并总结两型各自的形制与纹饰特征，试图廓清唐代梵钟的发展脉络（《常州文博论丛》总2辑）。
通过与佛教造像上佛座的莲花纹饰、法门寺供养器上莲花纹饰以及法门寺特色舍利容器的比较，文军认为何家村金银器属于皇家专用，且属于皇家的佛教供养器物（《文博》5期）。通过比较何家村和法门寺的金银器，程旭认为相比于何家村窖藏，法门寺文思院已形成非常华美富贵庄严的整体效果，且在纹饰题材和造型上完全中国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此外，何利群着力于对北朝特别是邺城地区佛教考古。通过整理历年新乡发现的佛教遗迹和遗物，何利群初步分析了北朝晚期新乡佛教史迹形成的历史背景及造像的艺术风格和传承（《华夏考古》3期）。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他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中原文物》2期）。他还概述了近年来邺城的佛教考古发现，包括赵彭城和核桃园北朝佛寺以及部分埋藏坑出土的佛教造像（何利群《邺城佛教考古的主要发现与收获》，《西部考古》12辑，科学出版社）。
通过对蒲江石窟的实地考察浮云玉，邓新航对该地观音造像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分析，总结蒲江观音造像发展的特点（《中国美术研究》18辑）。
陈悦新选取了安岳石窟七处纪年较多、保存较好的石窟寺造像，梳理佛像衣着的演变脉络，指出安岳石窟唐五代承袭中原文化，两宋时期地方文化盛行的独特面貌（《文物》10期）。
徐怡涛揭示了5~13世纪中国砖石佛塔装饰题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脉络，佛塔在呈现“佛国”与“人间”不同倾向时，会有对材质的不同选择（《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
相关著作包括调查报告、展览图录以及专题著述。主要有：
基于对四川地区的佛道龛窟的专题调查，唐飞、李冰雪等主编《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总录·达州卷》和周科华、陈刚等主编《自贡卷》（文物出版社）两书概述了二市的调查结果，包括各龛窟分布和时代，以及窟龛内造像的形制、内容、保存状况、题记等。
故宫博物院等编《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故宫出版社）是同主题展览的图片辑录，展示了5~8世纪中印两国同时期的佛教造像遗存，并收录专文进行讨论。
罗华庆《佛国尊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将敦煌佛教造像重新结构，分佛陀、菩萨、罗汉弟子与护法四个方面，重新解释敦煌壁画和造像中题材的来源和演变。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收录了15篇以讨论麦积山石窟造像艺术为主题的论文，内容包括石窟形制、图像内容及组合、保护修复、文献题记等。
常青主编《金石之躯寓慈悲：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中国佛教雕塑》（文物出版社）分著录篇和研究篇，全面发表弗利尔馆藏的300多件佛造像和道造像图文资料，并详录其研究状况、历次著录信息。
[日]水野清一、[日]长广敏雄著《云冈石窟（第二期第8—16卷）》（科学出版社）是20世纪50年代整理的云冈石窟考古调查资料，包括大量图片及现场实测图。
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6辑）（科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冀、豫、晋、川等地的佛教石窟造像的调查报告、风格分析、保护研究等多篇论文，年代范围涉及北朝至唐宋之际。
有关学者的著述主要有此下几种：
在深入调查晋南唐、宋、元寺观彩塑遗存现状的基础上，魏小杰《晋南唐宋元寺观彩塑样式研究》（文物出版社）结合资料做系统的考察论证与理论研究，提出“晋南样式”，并探讨该样式对后世寺观彩塑的影响。
在对龟兹石窟的深入调查基础上，霍旭初等著《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论述了龟兹地区的佛教历史以及佛教对龟兹石窟寺开凿和修建的影响。
史忠平《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莫高窟唐代壁画、绢画、麻布画及纸画中的观音画像为样本，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揭示唐代观音画像的特点及其为美术史中诸多问题提供的线索。
金建荣《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梳理了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图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揭示其艺术特点和发展过程，以及东西、南北的文化差异与变迁。
王中旭《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绘画·寺观壁画》（下）（开明出版社）是对明清寺观壁画史的专门研究，以年代顺序来分四个时期呈现明清壁画演变的历史，对资料搜寻、壁画年代、宗教和政治关系四个方面进行主要探讨。
赵建中《山西寺观壁画山水图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以平顺县大云院五代时期的壁画为例，分析此处壁画与“南宗”山水的关系，进而讨论“潇湘三图”的真伪。
夏生平、卢秀文著《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述评》（浙江大学出版社）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敦煌石窟供养人的内容、价值及意义，旨在把国内外敦煌学界的信息及前沿的学术理论介绍给读者，使读者能够及时掌握敦煌学的研究动态。
四　手工业遗存
2016年2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三星村西庄抢救发掘的3座墓葬和1座窑址的情况，该处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所见窑址系扬州地区首次发现（《东方博物》61辑）。
2013~201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繁昌柯家冲窑遗址的发掘，显示其创烧年代早于此前认知，而与骆冲窑之间的关系有待重新审视（《文物》3期）。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考古队在洛阳市白马寺西院发掘两组窑址，其使用年代大致在唐中期至金代末期，应是用于专门烧造白马寺修建所需的建筑材料（《考古》4期）。
根据安徽繁昌骆冲窑遗址2014年首次发掘所得资料，发掘者推断其创烧年代在五代时期（《文物》3期）。
2015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瀍河西岸清理一批唐宋时期砖瓦窑址，出土有“官”字砖，该处窑址可能为唐宋时期的官窑（《洛阳考古》3期）。
孙媛认为新发现的倒畈窑址的烧造年代应可以早到五代时期（《杭州文博》17辑）。
刘思然等推测江西上饶包家金银冶炼遗址工匠因受到其专业化程度及生产组织模式的影响，未从其他区域大量进口铅以提高提银效率（《南方文物》1期）。
通过对徐兖、青齐和相州等地区窑业技术的全面分析，张勇盛认为三个地区之间既有自发因素又相互影响，提出北朝时期人口广泛而频繁的迁移是窑具技术得以传播的主要因素（《东南文化》2期）。
按照彩瓷的装饰方法分类，再按类别划分区域，并结合彩瓷出土墓葬的信息，[韩]金智铉探讨彩瓷在南方地区生产、演变与扩散情况，全面认识青釉褐彩瓷（《洛阳考古》1期）。
对这一时期的陶瓷遗存介绍，主要有以下著作：
在普查的基础上，《杭州市萧山区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陶瓷卷）》（文物出版社）收录了部分三国两晋南朝越窑、瓯窑、德清窑、湘阴窑青瓷器以及隋唐宋元越窑与龙泉窑青瓷器、景德镇窑青白瓷等。
叶佩兰《海外遗珍陶瓷（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录了西晋至唐时期的典型陶瓷器图片；魏嘉等著《山东陶瓷艺术发展史》（科学出版社）介绍了魏晋至五代时期的山东陶瓷艺术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图片；张仁《瓯窑风度》（文物出版社）辑录了三国至五代瓯窑的代表性作品；西汉闽越王博物馆编《发现邢窑：邢窑陶瓷特展》（广东人民出版社）收录了展陈的邢窑陶瓷器作品图片，按年代、釉色、技法等顺序进行介绍；冯小琦编《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福建》辑录了福建地区出土的部分魏晋至唐时期陶瓷标本图片；柴福有《浴火重生：衢州古陶瓷》（商务印书馆）对衢州地区所见这一时期遗址、墓葬和陶窑出土的陶瓷器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巩县黄冶窑》（科学出版社）是2002~2004年河南巩义窑的考古发掘成果，发现并清理了窑炉、作坊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唐代陶瓷器，年代跨越了整个唐朝。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洛阳市定鼎北路唐宋砖瓦窑址考古发掘报告》（中州古籍出版社）公布了这一遗址砖瓦窑的具体情况，包括形制、遗物和窑壁题记等，推断其几处主要窑口的使用年代在672~707年。
此外，王利民编《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录》（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包含了博物馆及大同七县四区的代表性文物，在“魏都辉煌”部分详细介绍了北魏平城时期出土的石雕、陶器、陶俑、金银器、玻璃器等。
五　边疆民族与中外文化交流遗存
该研究日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的著述、图录以及文集渐多。
葛承雍认为2012中国国家博物馆入藏石堂具有祆教色彩，石棺中的祆教祭祀净化仪式反映了入华粟特人的信仰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文物》1期）。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翟战胜整理了《周书》《旧唐书》《往五天竺国传》和《酉阳杂组》四书所记波斯、粟特地区“火祆”的线索，进而辨析上述地区唐宋时期的“火祆”信仰（《西部考古》11辑）。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刊布了2011年发掘的蒙古国后杭爱省赫列克斯浩莱山谷6号墓园和6号、7号墓园附近的2座石堆墓、5号墓园的墓室等资料（《文物》4期），其年代大致在于漠北回鹘汗国时期（745~840年），此次发掘初次揭开了回鹘墓园遗址的面纱。
[日]东潮认为发现于蒙古国境内的乌兰克热姆墓的年代应早于仆固乙突墓，正是设置瀚海都护府的时期，应是根据唐朝墓葬制度，以皇帝规格建造，墓主身份与都护府有关（《北方民族考古》3辑）。
赵丛苍认为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衰落都伴随着强烈的军事因素（《文物》2期）。
张晓霞认为唐代织物上禽鸟纹造型既有对前代传统纹样的传承，也有对西方异域装饰风格的吸收、融合，并对后世的中国传统纹样造型有着深远的影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5期）。
姚沁从史料记载、出土香具等方面探寻隋唐五代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认为海外贸易是香料进入福建地区的主要途径（《福建文博》4期）。易西兵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五代南汉国的海外贸易情况，认为伴随商业贸易活动，文化交往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播也十分密切（《南方文物》3期）。
林悟殊认为唐代景教以海路输入为主，论证以阿罗本为首的叙利亚基督教传教士于唐贞观年间，由海路登陆广州，促使了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广州文博（玖）》，文物出版社）。林梅村也介绍了景教艺术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主要包括敦煌藏经洞和高昌古城出土的波斯景教细密画（《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冉万里分类介绍中国古代摩羯形象，并讨论与之有关的十二个问题，认为摩羯图像的传入主要是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基础（《西部考古》12辑）。
彭善国详细介绍了渤海地区出土的马具、铜镜、玉璧、鱼符等遗物，认为它们应代表了渤海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情况（《边疆考古研究》20辑）。
经过对日本石椁内部残余葬具痕迹的分析，[日]岗林孝作认为日本高松冢古坟的葬具、壁画等应是受到唐代墓葬的影响（《西部考古》12辑）。
[日]桥本裕行认为日本温泉功能认知的形成，可能受到北魏碑铭记述，以及对唐代华清池温泉的温泉功能认知的影响（《西部考古》12辑）。
通过梳理实物资料和文献，冯慧讨论了长柄香炉的命名问题，分析其演变规律，探讨具体用法，推测长柄香炉不仅用于供养，还有表示礼敬及导引的作用，佛、道二教均使用此物（《考古与文物》5期）。
通过讨论来通、长杯等外来物品和纹饰，以及虞弘墓石椁图像，齐东方讨论了古代伊朗与中国之间的艺术交流（载程彤主编《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国与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
林梅村认为“拂菻”应在今称为“布拉纳古城”，两者皆源于粟特语（《中原文物》5期）。杨森认为中国的交椅有可能是对古埃及等地交椅结构的删繁就简，实际上也属于另外一种创新（《敦煌研究》4期）。
［美］Guitty Azarpay《阿弗拉西卜壁画——图像叙事的再思考》一文认为，阿弗拉西卜遗址“贵宾厅”壁画中神祇和宗教人物缺失，可能是由西壁壁画中描绘的诺鲁孜节日的世俗功能所导致（杨谨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3辑）。
项坤鹏撰文认为“黑石号”沉船中的瓷器应是由两种途径先流散到扬州，再从扬州运送至室利佛逝，然后被网罗到“黑石船”上（《考古与文物》6期）。
中古中国的粟特裔成为学者重要的一个关注点。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科学出版社）收录了51篇同名研讨会参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着重于与粟特相关的墓志、葬具、画像等出土材料的刊布和研究，全方位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历史面貌。另外，其他文集亦见有粟特人遗存的讨论，如：[美]丁爱博（Albert E. Dien）著，陈昊雯译《粟特人史君漫谈》［载魏坚主编《北方民族考古》（3辑），科学出版社］对史君墓葬出土的屏风图像进行深入解读，认为其中应该存在着三种宗教题材，这体现了折中主义和调和作用在文化交互中所发挥的作用。荣新江《一位粟特首领的丝路生涯——史君石椁图像素描》（载程彤主编《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中国与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对史君墓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史君墓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式，是丝路上典型的入华粟特商队首领的丧葬事例；进而结合墓志所载试图将史君石堂诸屏内容与墓主仕宦的阶段性相联系。毛铭译著的“丝路译丛”系列中《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漓江出版社）相继汇编介绍了国外学者所撰中亚考古发掘、研究所得，主要关注粟特地区所见粟特人及祆教遗存等。王睿《唐代粟特人华化问题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唐朝华化礼俗为背景，探讨唐代入华粟特人在华化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文史哲》2期）在确认虞弘为柔然族的基础上，指出北朝至隋代入华的柔然人信仰祆教有确切的文物证据，而高车人的历史及习俗显示，袁纥部或许早就接受了祆教信仰。
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精)》（上海古籍出版社）结合考古学资料，考察发生在安禄山、唐玄宗以及二人之间的物事，意在揭示有着祆教信仰的安禄山、帝王道士唐玄宗的宗教实践及在安史之乱中所起的作用。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2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系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研究专号，共收录23篇论文和9篇书评文章，深入讨论了目前所见丝路写本所反映的文字、图像、书信格式等史料信息。
冉万里《丝路豹斑：不起眼的交流，不经意的发现》（科学出版社）以“丝绸之路”为载体葬尸禁地，通过探讨象牙、犀角、龟甲纹等九种题材在文化之间的流转，进而揭示唐代社会存在的同类器物的西域源流。
温翠芳编著《中古中国外来香药研究》（科学出版社）系统论述了中古中国进口的香药在种类上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香药产地的变迁、香药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的状况、外来香药的多样化用途、不同阶层消费外来香药的状况以及消费特点。
程旭《丝路画语：唐墓壁画中的丝路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通过梳理唐墓壁画中的人、物、场景，从图像艺术中探讨唐代各民族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轨迹，探索出唐代外来文化因素在唐墓壁画中的显现，反映丝路文明的传播和发展轨迹。程旭《唐韵胡风：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文物出版社）在系统总结唐墓壁画分布、出土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唐墓壁画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归纳和总结，并对唐代民族关系思想与实践的动态演变脉络、唐代民族交往所带来的多向文化辐射等问题进行了着重研究。
拜根兴《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科学出版社）利用新出土的相关石刻墓志，探讨唐、新罗、日本的交流，也牵涉入唐高丽、百济移民在唐生活的诸多课题。
对高句丽民族的研究一直是东北地区考古的焦点问题。2016年发表了多篇全面总结高句丽文化特点的文章。如葛继勇借助新出高乙德墓志厘清有关高句丽末期内政外交新的史实，而且还可以印证或纠正现存的史籍记载，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期］。魏存成《高句丽的山城与王城》（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对高句丽山城及西部长城的研究进行分类综述，以考古发掘的所见线索，将高句丽王城分三期并作了简要介绍。魏氏还总结了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原地区都城规划布局的发展变化，认为高句丽和渤海地区在后期皆接受了中原都城的影响[载吉林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20辑），科学出版社]。赵俊杰以青瓷狮形器为例，探讨了在器物层面上所反映的，高句丽政权与南朝政权之间的交往关系（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2013）》，文物出版社）。王飞峰认为国内城体育场地点高句丽遗址可能是高句丽时期一处与“御膳房”相关的仓储遗址，其年代上限不早于371年，在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逐渐废弃（《东南文化》4期）。魏存成系统介绍了分布于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并推测连云港地区唐代此类墓葬应有可能是高句丽移民的遗存（《东南文化》4期）。对此，[韩]朴淳发认为应是百济移民，并推测其留存原因；[日]山本孝文则结合日本地区封土石室墓对连云港石室墓进行探讨（杨萌译，《东南文化》4期）。
此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金维诺、谢继胜等主编《西域美术考古（全12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将现存国内外西域美术遗存进行系统介绍，并作简要综述，其中以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石窟壁画为大宗。
吕章申主编《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日本泉屋博古馆卷》（安徽美术出版社）刊布了日本泉屋博古馆藏的唐代铜镜及鎏金器物图片。
六　文物保护
通过分析检测新疆库车魏晋十六国墓M15所出的金线样本，杨军昌、于志勇、党小娟等认为其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无芯无衬捻金线，亦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墓主服饰蹙金绣的实物材料（《文物》9期）。
周智波等以新疆龟兹研究院所藏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具体保护修复方案为例，探讨石窟寺壁画保护技术（《中原文物》6期）。
韩休墓壁画自该墓发掘后，其学术价值和保护便受到学者的重视。杨文宗指出，由于不适合在原址进行墓内壁画的修复、研究和展示，在调查与评估壁画保存现状、研究壁画制作材料与工艺、分析壁画病害原因的基础上，依据壁画地仗层与支撑体的粘接状况及操作环境等因素，采用科学方法将韩休墓壁画转移至博物馆壁画修复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通过利用仪器检测的方法，严静等也对韩休墓壁画材质和工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考古与文物》2期）。
在这一年中，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有较好的进展，从多方面着手考量莫高窟整体保护的方式方法。陈港泉等刊布了莫高窟疱疹病害的情况，对莫高窟壁画盐害机理及盐分活动规律研究，以及盐害壁画的保护措施均具有重要意义（《敦煌研究》3期）；尚瑞华等验证了莫高窟绿化对窟区微气候环境的缓冲作用，并提出了窟区景观绿化的合理建议（《敦煌研究》3期）；杜建国等刊布了莫高窟壁画地仗试件的实验结果，为莫高窟壁画的后续保护和修复工程技术研究奠定基础（《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刘洪丽等分析莫高窟降雨分布特征和窟顶戈壁降雨入渗和产流规律，为开展洞窟内壁画病害发育机理分析和实施莫高窟洪水风险预控提供理论依据（《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通过对比研究，李红寿等认为长期封闭虽可消除外界气候的影响，但湿度的增加不利于莫高窟洞窟壁画的保护（《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3期）；在数字化研究方面，吴健（《敦煌研究》1期）、陈振旺（《敦煌研究》2期）、梁金星等（《敦煌研究》2期）等都对莫高窟的数字化建设提出实践途径。
刘仁植对云冈石窟45个有石雕艺术品的洞窟内的污染物病害进行了系统调查，对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程度进行了分类统计，并分析研究了主要污染物病害的成因和危害性（《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
淳庆等认为采用不锈钢锚杆和改性泥浆灌浆的方法对六朝建康都城城墙夯土遗址进行锚杆加固，是最为合理的设计方案（《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通过对甘肃酒泉西沟村魏晋墓铜甑釜残留物的脂质分析，任萌等认为釜甑组合作为炊蒸器用于加工肉食，反映了魏晋时期当地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饮食文化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期）。
郑海玲等探讨利用丝蛋白加固技术对阿斯塔纳出土唐代米色绢袜进行加固保护，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针线修复（《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3期）。
相关的论著和文集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古迹保护中心编《新疆文物保护研究论文集》（两卷本，科学出版社），收录了近几年该地区文物保护事业人员的研究成果，包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可移动文物保护、科学分析研究及其他四个方面。
郭青林等《敦煌莫高窟壁画病害水盐来源研究》（科学出版社）从壁画结构和病害调查入手，开展了莫高窟区域地质与洞窟地层工程地质特征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了莫高窟地层含水、含盐及渗透特性，分析了莫高窟水环境特征和导致窟内壁画产生病害的水盐来源关系。
汪万福等著《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物出版社）针对徐显秀墓壁画原址保护面临的诸多问题，在全面评估保存现状及其价值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徐显秀墓原址保护尤其是墓葬赋存环境、墓室结构稳定性和壁画病害特征等因素间的关联性，形成了徐显秀墓的保护研究方法和保护技术。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2014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论坛——“全球视野下中国古代壁画保护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收录了论坛提交的16篇论文，重点讨论古代墓葬、石窟、古建筑壁画等多个领域的保护修复问题。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中意合作古代壁画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为古代壁画研讨会研究成果的汇编，内容涉及壁画研究、保护、展览陈列等方面，从壁画角度探讨古代物质文化生活、中外交流以及民族关系。
（本文由《中国考古学会年鉴》编辑委员会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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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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